社區支持農業“讓自己的雙手沾滿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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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支持農業  讓買菜的和種菜的成為朋友，這種模式能走多遠？

  2011年02月24日 讓買菜的和種菜的成為朋友

　　像吳伯、伍伯這些堅持“道法自然”的耕種蓄養方式的農戶，在推廣CSA的NGO民間組織愛農會、泥巴坊和沃土工坊日復一日的尋訪中，不斷被發現，被介紹給他們嘴里的“城里人”。在西方和日本已經發起并流行了近半個世紀的社區支持農業(CSA)，在中國才剛起步。

　　凌晨3點，廣西柳州郊區的一座村落里，萬籟俱寂。

　　村里人早都睡熟了，只有吳伯家還亮著燈。

　　“差不多了”，吳伯撈出越來越厚的泡沫，把大部分柴火抽出，埋進灶膛底層的木灰里。火小了，豆漿涼下來，吳伯起身扯起“豆皮”來。一張張“豆皮”被扯起掛上竹竿，拿去屋外場上晾了。

　　從清晨的太陽開始曬，一直曬到日落，豆皮就成腐竹了。

　　做腐竹辛苦，麻煩。

　　做之前，要算好天氣，不是大太陽天不行；

　　要曬一整天的太陽，晾晚了錯過日出不行；

　　從泡豆到出鍋起碼要十二個小時，不通宵不行。

　　也有不辛苦、不麻煩的做法。

　　用巴西/美國/東北的黃豆，產量大，便宜好買；豆皮扯出來后，掛在一張大鐵皮上，鐵皮底下點廢紙、塑料、破布燒。很快就干，隨時能做，不用等太陽；用腐竹精，“豆皮”產出率高，顏色晶瑩光亮；加防腐劑，擱一年都不壞。

　　東北黃豆甜，影響腐竹口味，巴西黃豆、美國黃豆轉基因不說，味道更不對。非得是柳州本地的小黃豆才能做出純正的口味。而這種小黃豆產量少，如今種的人少，貴，還難買到。

　　為了讓這樣的傳統手工藝可以繼續傳承，廣西愛農會一方面組織其小農網絡里的農戶來協助種本土小黃豆，一方面尋找年輕人來學習傳統腐竹制作手工藝。如今受外來的廉價轉基因大豆的沖擊，小黃豆價格相對較高，愛農會更是提供補貼給吳伯，以便其繼續使用本地小黃豆來做腐竹。

　　2008年春天，廣州一家注重環保、支持CSA(社區支持農業)理念的NGO組織沃土工坊，從柳州有同樣理念的NGO組織愛農會那兒得知吳伯的腐竹，特意上門拜訪，拿了一些回來賣。

　　賣出幾扎后，雨季還沒過，客人的投訴就來了。“買了沒多久，打開腐竹袋子一股霉味，還賣得那么貴！”面對這種投訴，沃土工坊的創始人阿標并不意外。

　　“抱歉，忘記告訴你我們的腐竹買回家要立刻放冰箱了。傳統工藝做的腐竹不放防腐劑，的確容易壞，最近雨季，霉得更快。你拿回來，我給你換。”

　　不單是腐竹，沃土工坊從愛農會的合作農民那里拿回來的有機大米、面粉、蔬菜，都沒有市面上的耐放、品相好。為此，阿標和他的同事不得不反復提醒客人，以免矛盾。

　　在西方和日本已經發起并流行了近半個世紀的社區支持農業(CSA)，在中國，才剛起步。

　　這種模式于上世紀70年代起源于瑞士，并在日本得到最初的發展。當時的消費者為了尋找安全的食物，與那些希望建立穩定客源的農民攜手合作，建立經濟合作關系。

　　如今，CSA的理念已經在世界范圍內得到傳播，它也從最初的共同購買、合作經濟延伸出更多的內涵。

　　近幾年，CSA的概念被引進到國內，一些熱心從事CSA事業的人建立起有機農場，比如上海的青藍耕讀合作社和北京的小毛驢市民農園；還有一些是有志于促進發展有機生活理念的NGO組織，比如廣西柳州的愛農會和廣州的沃土工坊。

 

不打藥，雇農民捉蟲

　　地里的大白菜生蟲了，孫楊歡雇請的農戶跑來問她，要不要打藥。

　　不打，我們不打藥，不用化肥。

　　農戶站著不走。不打藥，菜都被蟲吃了，爛了，產量少，還不好看，賣不上錢。人家都打。

　　孫楊歡第二天雇了一位農戶，花了2天時間捉蟲。

　　在英國讀書時，孫楊歡每兩周隨她的英國房東去郊區的有機農場做一天義工。不用化肥農藥種植、城里人參與耕種的農業生產模式，讓孫楊歡覺得健康、環保、新鮮。

　　回國后，看著報紙網絡上屢見不鮮的食品安全危機報道，孫楊歡覺得CSA在國內會有受眾。做了5年外貿生意，攢了些積蓄后，孫楊歡在上海崇明島上租了130畝地，投了一百來萬，建立了做有機蔬菜種植和鄉村創意園的上海青藍耕讀合作社。

　　后來，收菜的時候，還是有農戶接受不了：“你這菜多難看，都是蟲眼，肯定賣不掉。”

　　孫楊歡給所雇的農民按日付工資。農民并不承擔產量、銷量的風險和壓力，即便如此，如何說服農民擺脫化肥和農藥，還是讓孫楊歡費盡心思，磨盡嘴皮。

　　“最好的辦法是政府、上面去說服農民，農民還是更愿意聽上面的話。但是目前，上面對我們這種做法，熱情有余、實惠不足，持觀望態度。”

　　上世紀70年代，農藥化肥以有票才能購買的“稀缺品”姿態進入國內農民的生活。在田間來回走幾趟，用噴霧器噴幾下，代替了一連幾天彎腰低頭的雙手捉蟲；翻土撒藥代替了擔糞漚料肥田。農民嘗到了工作量減輕、產量增加的甜頭。

　　此后，農藥化肥的一再普及，農產品價格的低廉，讓從繁苦勞作中解放出來的農民已經不愿、不敢離開農藥化肥。

　　“在慣性農業已經進行了二三十年的今天，很多農戶已經沒有信心回頭了。”愛農會的志愿者劉胡佳感嘆道。

　　農民對產量和銷售的顧慮，在情理之中。消除這種顧慮，預付款顯然最直接。

　　每年年初，愛農會跟部分合作的農民一起算，這塊地如果用常規的耕種方式，大概能產出多少，掙多少錢，除去農藥化肥能凈收多少。雙方達成共識了，愛農會把這筆錢預付給農民。要求是，不用化肥農藥。

　　預付款，也正是國際上CSA組織最常用的一種方式。按慣例，每年年初，CSA組織的會員預付未來一年的農產品費用，以降低農民的生產風險，提高有機耕種蓄養的熱情。北京的CSA小毛驢農場和青藍耕讀合作社也是使用該種方式：年初預付2000到4000元不等，每周可收到來自農場的農產品一次，每年20至40次配送，品種是農場有機種植的時令農作物。

　　而愛農會還采取了另一種方式，即用高于市場的價格收購合作農戶的農產品。

　　愛農會與合作者沃土工坊也會幫農戶尋找優質種子、幼苗、家禽家畜的幼崽，尤其是本地的傳統品種。

　　比如飼養土雞，愛農會找到當地優良的傳統土雞種后，免費提供給適合養雞的農戶，待雞長大后、產蛋時，再去收購。這樣即使沒有用預付款方式合作的農戶，也少了些風險。

　　尋找“奇異”農民

　　能解決問題的不只是錢。還有對順應自然這種普世價值觀的認同。

　　廣西漓江邊上有片金桔林。

　　林主伍伯被桂林泥巴坊的工作人員稱為“有思想的奇異農民”：一個與老婆抗爭始終堅持不用農藥化肥而用木屑花生麩、堆肥做肥料的傳統的農民；一個不用除草劑而在地里種草的農民；一個自制植物生長劑使老枝都能結果的農民；一個一年花200多塊訂閱農業雜志、唯一一個在農業培訓時帶上筆和筆記本做筆記的農民。

　　伍伯心疼他被化肥農藥糟蹋的土地，也知道現代農業對人類的影響，“其實我們農民都知道農藥化肥跟現在越來越多的疑難雜癥有很密切的關系，可大家就是不敢嘗試不用。我相信自然農業技術，不除草、不殺蟲不用化肥，水果一樣有好收成，賣得起價錢，吃得放心。”

　　有一次泥巴坊的工作人員到伍伯家，伍伯拿出他自己配制的營養液“伊爾目”請大家品嘗。

　　營養液的味道類似果醋。伍伯自喜地跟大家介紹，這種營養液富含多種有益微生物，可以激活體內的消化系統，調理腸胃、排毒養身。每天喝一小杯，胃口就會大增。

　　轉身，大家看到伍伯家的柚子，問有沒有“洗過澡”(用化學保鮮藥水浸泡柚子，保持柚子的新鮮光滑，幾乎每一位農民都會用)，伍伯老實說“洗”過了。

　　一片失望。不料，伍伯補充說，我是用你們剛才喝的這個營養液清洗的。這種營養液富含多種有益微生物，可以消除有害微生物的滋生，所以能保鮮。

　　像吳伯、伍伯這樣堅持“道法自然”的耕種蓄養方式的農戶，在愛農會、泥巴坊和沃土工坊日復一日的尋訪中，不斷被發現，被介紹給他們嘴里的“城里人”。

　　讓買菜的和種菜的面對面

　　入冬后，孫楊歡陸續收到一些投訴。菜的品種少，送來的都是便宜菜，菜的品相也不好。

　　她一一跟對方解釋，我們不用大棚，不用化肥激素，只能種當季的菜，菜的品相也不會很漂亮。當季的菜在市場上自然便宜。天氣冷，菜的品種也跟著少。

　　理解的總是大多數。不理解的，孫楊歡會勸他們選擇超市里大型有機農場生產的品相更好、品種更豐富的蔬菜。她稱這為“篩選顧客”。

　選擇，基于信任。

　　而在當下環境污染嚴重，食品安全問題重重的中國內地，信任是需要重建之后才有的。

　　與國際上的CSA組織相同，國內幾乎所有的CSA都會努力讓食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直面交流、相識，最好是相熟。

　　每周，小毛驢農場和青藍合作社都會有自己的開放日。公眾、組織的份額成員都可以前來參觀。

　　幾年里，接待了一批批參觀者的小毛驢核心人物石嫣熟悉外面人來到這塊土地上的反應，“成員們來了很容易感受到農場的不同。用了農藥的農田一走近，就能聞到刺鼻的氣味，但是這里沒有。”

　　“你絕對不可能弄虛作假。成員們、公眾、媒體都可以來到我們農場上，跟田間地頭的農民聊天。不可能要求每一位農戶配合著撒謊。開放日里，很多份額成員會帶著家人過來參觀農場，看農民勞作，這都能增加他們對我們的信任感。”

　　孫楊歡總是記得開放日里的一個家庭，孩子伸出小手指向一棵蔬菜，昂起頭向父母問沒完沒了的問題。細心的爸爸用力拔出蘿卜又不動聲色地輕輕插回去，轉身讓年幼的女兒感受親手把蘿卜從地里拔出來的喜悅。

　　愛農會的下鄉活動，因合作農戶的多樣而主題豐富。“趕鴨子上架”、“看禾苗返青”、“撿土雞蛋”，一天的體驗活動內容常有更新。

　　農戶們也被邀請到愛農會自己的餐館里，來自馬山的農婦拿著榔，圍著石槽跳起了古老的打榔舞；橫縣的農婦開口便唱起了采茶山歌；武鳴的大叔用壯語唱起對歌。

　　隨身帶來的自家收成上，都掛一個小竹牌，正面寫著重量，反面則寫著是農戶名字、所在地、生產時間，有的甚至貼著動植物生長時田間的美景照片。

　不認證，靠彼此信任

　　有趣的是，北京、上海、廣西、廣東、四川的幾家CSA組織，在面對建立有機農產品購買者和生產者之間的信任感時，態度高度一致：

　　不認證，依靠和消費者的直接聯系來維系信任。

　　四川郫縣安德鎮的安龍村，在村里高家的帶領下，有9個農戶用CSA模式耕種。高家的高清蓉去年5月在北京參加消費者合作社大會上，自述安龍村農民的CSA經驗：

　　不做認證，一方面因為認證很花錢，另一方面，我們那邊有個農村是有認證的，是政府主導的，我們和消費者去參觀，結果發現1000多畝的地連堆肥都沒有，大家就明白了，其實他們只是進行含量上的監測，仍然沒有徹底有機化。

　　我們的消費者也沒有要求我們做認證，完全靠彼此信任。周六、周日都是用來和消費者交流的時間，周一到周五是農耕時間。配送時，我們用袋子裝好，誰家的、誰種的都寫好。他們也不會太講究分量什么的，從來不問。也不是沒有麻煩，——若是與數家農戶合作的CSA組織，如何保證分散的合作農戶不用化肥、農藥、飼料？

　　高清蓉就遇到過這個問題，“我們靠自我監督，但這也不容易。各家農戶自律程度不一樣，確實也有不太上心的，我哥哥親眼看到過有人上農藥，就停了他一段時間。”

　　愛農會也用類似的辦法，請農民間相互監督，幾次違規后，就取消資格。被取消資格的農戶眼看著愛農會用遠高于市場的價格收購別人家東西，心里也后悔。村里其他人該怎么做，心里也有了數。

　　“我們在尋找農戶時，會從幾個方面看他是否適合：為人誠信；堅持CSA(社區支持農業)理念中互信互助的原則；農業投機分子不予考慮；有適合養殖的場地，并有種養結合傳統。”劉胡佳解釋，“合作久了，我們跟農戶，雙方都不要求書面的協議，全憑長時間的交往建立起來的信任來做。”

　更像鄉土社會里人與人的交往方式。

　　無論是生產者，還是購買者，對于CSA這種模式，都正在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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